其一，卷宗内所有的材料，无一不掺杂着侦查主体的能力、技术、认识、规范等复杂因素。例如，当取证人有意或无意地“有罪推定”时，通常会有选择性取证，甚至是篡改性取证。有人开玩笑说，刑事诉讼中的各方，只有侦查人员是最懂得“法言法语”的——讯（询）问人和记录人通常会将被讯（询）问人的回答，依照主观认识归纳为符合侦查方向的书面语言，以便满足法律判断的规范需要。

其二，任何书证、物证，包括电子数据、视听资料等，都是行为人在特定动机、目的等心理支配下的行为在现场或有关场所的反映。因此，传统的教科书上都是这样介绍侦查流程的开始：通过勘查现场（实施犯罪的地点和遗留有同犯罪有关的痕迹、物证的一切处所），发现、收集和保全与犯罪有关的痕迹物品，进而推断实施犯罪的情况与动机、目的，确定侦查方向范围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侦查活动，从一开始就已经受到行为留在现场的痕迹物证的制约与影响。

其三，每一份言词证据材料的形成，除侦查主体的影响之外，都和作证陈述人的感知、记忆、动机、情感、情绪等密切相关。据说，英美法系国家司法中所理解的证据，与我们书面化的“材料”含义大相径庭，不是简单的言词内容，而是包含了复杂心理的综合体。因此，一场正式的审判，必然要求各色证人出庭接受质询，以便控、辩、审各方通过观察表情、体态等，综合判断言词内容的证据资格与效力。因此，对证据的审查就是对作证行为的检视。